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

照片

部落格架設時,美術設計者需要我提供一張刊頭照片,我有點猶豫,因為這幾年來,我幾乎沒有好好拍過一張照片,多次拒絕攝影師的邀約,能找到的都是至少五年前的模樣。

直到今年五月,台北縣文化局要出版一本「台北縣作家」的書,派了長期拍攝藝術家的攝影師陳文發來聯絡,我還是不想被打擾,但經不起陳文發一再的來電表示職責在身,最後終於允應。

於是,在初夏時節,他來我的居處,本是為了攝影工作,意外的我與他聊得非常的愉快,在我的陽台上,不知何時,他按下了快門,捕捉了一個出其不意的剎那。

我和每天親密一起的「天空、河水、還有鄰近屋宇」,就是現在在部落格刊頭的這一張,當然,擺滿杯子與書籍的桌面,更是顯現了好一個悠閒的午後,再則,便是旁側的半身的「人」,正在思索著什麼呢,或者,正在眺望著面前的「浩瀚之日光」。
挑選了這張照片,並獲得陳文發的同意,貼上部落格後,竟然得到很多讚賞,大家觀賞的角度,其實不在「人」,而是人周邊的「意象」,於是,幾位攝影家朋友紛紛要求來現場目擊。

他們在同一個地方,同一個角度,拍下了各自的「詮釋」與「感受」。
每一張照片都說著「各種不同的聲音與表情」,而身在此環境的「我」,也隨時都在更易著異樣情緒與心境。

照片,訴說著第三隻眼睛所看到的世界,照片也書寫了各自的歷史故事。

於是,我想回顧我的「照片」,我想說一些在浩瀚之日光下的故事。

照片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心岱

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搬家的時候,把大部分的照片付之一炬。
當時,動作很瀟灑,心情卻是極度「哀悼」;為什麼能如此狠心,懷著烈士斷腕的決心呢?我的回答是:階段性的完成,就不必再作牽掛,往前走吧。

不要回頭,大概就是我剛烈性情的一種表徵吧。

被我所放棄的照片,其中,包括我工作二十多年的紀錄:採訪人物與內容。
這些照片都是出之於我的手,算是我的「作品」呢,當時,會執掌「攝影」,是為了「報導文學」之需;那是六十年代初期,世界思潮正邁向「尋根」的步伐,當時台灣遭受局勢動盪,有如國際孤兒,於是社會興起了一股「本土熱」,文藝界正如火荼毒的展開「報導文學」的書寫,作家從象牙塔出走,報導充滿熱情奔流的民情俗事,反應令人隱憂的環境故事,把台灣人腳踏的土地作了一番檢視與掃瞄。

那個特別的時代

我的第一個工作,便是搭上了「報導文學」的列車,在當年的社會氛圍中,以台灣作家的身份,為皇冠雜誌開闢採訪專欄,翔實報導草根的現實界。

當時,除了我之外,皇冠雜誌還網羅了馬以工、李利國、愛亞,及攝影家林柏樑。算是雜誌媒體中最早一批由作家組成的「報導隊伍」,皇冠雜誌原本是以「小說、散文」為主流的大眾文學雜誌,在六十年代中期,卻易改旗幟,將一半的版面匯聚到潮流大河,為新時代的來臨,創造了嶄新的空間,也等於為新讀者開啟了「未來之眼」。

有別於「新聞採訪」的「報導文學」,其報導的素材或執筆的訴求,都是為了揭櫫人所不知的真相,或凝聚於現象的挖掘,引發人們觸碰不敢正視的議題,或扭轉觀念、或導正解決、、、作家之筆往往扮演了這算是「社會良知」的聲音。為了佐證,來自圖像的說明,正是「報導文學」不可或缺的搭當,況且,照片的力量有時候遠勝於文字的訴說。

因此,採訪工作往往需要雙人行,也就是作家與攝影家互為搭配。
我最早的攝影家搭當是林柏樑,當年我們都是熱血青年,他從高雄來到台北考大學,卻因為心儀當時的名畫家席德進,而甘願為管家當學徒多年,之後,雖沒有進入繪畫界,卻自修成為「攝影家」。尤以拍攝台灣民俗題材,被譽為第一人。

尼康F2相機

不久,時報週刊創刊,林柏樑立刻被邀聘而離開了我。隨即,其他三位作家也各有前程,紛紛離去,只剩我一人獨撐大局。
我想若一人獨來獨往的工作,更能「機動」化,於是,我買了一台尼康F2相機,
要從頭學習。
但是,連捲底片都不會的我,怎麼辦呢。

我的貴人:黃春明出現了,他先舉了日本為飲水污染而引起「痛痛症」的例子,再讓我看當時報紙、雜誌所揭發的報導。一張張令人震撼的照片說明了曾經被掩蓋的疾病之謎。
「『報導攝影』的精神,就是以平視的眼睛,發現別人所視而不見的現象。」黃春明為我下了這個註腳。

「最好以50的鏡頭,平實的反映真相。不要曲扭事實、不要誇張故事。」他說。
接著教我從捲底片、調光圈、按快門、、、。
「用感情去拍,自然會有精彩的表現。」這是他給我友誼的交待。

我於是懂得了「攝影」對我工作上的意涵,此後八年,我獨自一人上山下海,走遍台灣各個角落,都是背著這台相機,它記錄了台灣尚未全面破壞的自然資源,它映現了台灣當時城鄉尚有不同的美好景致。

台灣的黃金年代

七十年代,台灣經濟起飛的黃金時光,我受聘到了報業媒體「中國時報」,擔任「生活版」的記者,寫人、更寫生態,寫文化現象、更寫自然浩劫、、、

我這時的攝影搭當是林國彰,他與林柏樑為同期的攝影工作者,亦是非常優秀的攝影家,他因聽覺有缺陷,必須配戴助聽器,但他卻擁有旁人無法企及的敏銳心思與專注眼光,對事務、對生活有獨到見解的意象,就是他的作品要詮釋的精神。經常獲得國際新聞獎的他,總是默默的埋頭工作,雖未受到報社特殊的賞識,但直到退休,他都盡其在我的努力於職場。

在中時服務的期間,雖然有了攝影專業者同行,但我依舊拍攝自己的紀錄,好像筆與相機鏡頭同時都是我的發聲工具。它們有連動了效果,圖像之於文字的表達時,構成了我更繁複、深刻的書寫樣態,我的心思也常因為圖像的出現於腦海中,有了更豐富的意象延伸,創造了獨具的風格。

我的青春小鳥

攝影機跟著我,經過了台灣從暗夜苦海到黎明揚帆,然後是「解除戒嚴、報禁開放」,「經濟起飛、亞洲四小龍」,這期間,本土化是台灣轉進的關鍵,我很慶幸自己參與了大時代變貌的一個棋子,在這條奔流中,有機會扮演大河的一滴。

在千萬張幻燈片中,總結了我的青春奉獻,當我整理搬家的東西時,它們對我的意義,忽然使我覺得必須割捨,我何必一再地回望這些功成名就?
凡走過的,必留痕跡,我的生命自然會印記這些,我還需要捧著嗎?
該放下了,如果它們是「歷史」檔案,也該還諸天地。

這終於讓這些「照片」跟我永遠的訣別。